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军阀，¹¹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¹²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法统之下，贿选曹锟。¹³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¹⁴ 使民众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¹⁵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统。¹⁶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¹⁷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¹⁸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¹⁹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²⁰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²¹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²²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²³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²⁴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²⁵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²⁶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²⁷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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