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戴晴谈中国的媒体控制
另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说, 中国已连续四年“监禁记者”排名世界第一, 2002年在押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有39人, 几乎是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三分之一.
原《光明日报》记者, 现居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戴晴女士, 曾因发表不满”六四”镇压的言论, 被关入狱达一年之久, 至今除了以笔名发表的翻译文章外, 没有一家国内报刊敢刊登她的文章. 在戴晴女士应邀访美期间, 我们就“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是如何控制媒体?”这一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戴晴: 众所周知, 共产党的领袖是知识分子出身, 那么在他们1921年决定建党之后 ,他们就开始出版他们的刊物, 那么那个时候是在国统区, 也就是在当年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 他们处於地下状态,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江西, 后来一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 共产党取得了合法的在野党的地位, 那么於是他就有了可以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和一些刊物. “牢牢地控制媒体,把媒体变做一个战斗的工具,并且把所有从事媒体的人变做党的喉舌”这是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共产党确立的一个原则, 到了今天依旧没有人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没有人说枪杆子怎么能属於党, 枪应该属於国家, 笔杆子怎么能由党来控制, 应该按照宪法所规定的, 民众是有思想言论, 集会, 结社自由的.可是今天在共产党的内部, 共产党还是中国的唯一的一个统治党, 而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式还是要牢牢控制住笔杆子.
到了1949年以后, 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共产党宣布全部国有化, 对传媒来讲就创造了一个环境, 就是他控制了全部的资源,於是就控制了全部的传媒, 那么哪怕是一张非常小的小报也都是属於党的, 再也没有任何独立的言论了. 五十年代当然有各家的, 就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 当时主要是民间的那些报纸都留下来了, 非官方的. 那么共产党就把它们大致分成进步的,中间的和反动的三大类. 所有反动的报纸和外国资本介入的报纸全部关闭, 人员遣散, 那么进步的报纸就改头换面改成共产党的报纸, 比如说《大公报》, 但是《大公报》它原来是一个综合性的报纸, 就把它改成金融性的报纸了, 就是也变了它的味道,那么中间性的, 比如说我曾经从业的《光明日报》, 本来是民主同盟的, 民盟的报纸, 那么他还是让民盟再继续编,但是共产党派了很多党员进去, 党员在《光明日报》里不是领导, 但是他们常常在下班以后开党小组会. 是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1957年, 经过反右以后, 《光明日报》现在已经完全在共产党手里了,并且是共产党的喉舌,很重要的喉舌.
记者: 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他允许《新华日报》登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是不是像共产党这些内容国民党也同意它登呢?
戴晴: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言论自由是多少的问题,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是有无的问题, 那么《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就是经常被言论管制法的控制, 有些言论根本就上不去, 你上去以后要接受新闻检查, 於是就有了叫做"开天窗", 整个一块文章被挖掉了. 叫做"开天窗"的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么到了共产党这儿呢, "开天窗"起码给读者一个概念就是这地方有文章被删去了, 共产党做的比国民党高明的多, 根本不让读者知道开了天窗, 这个言论根本在没有出现之前早就被删掉了.
我经历过一次"开天窗", 那次我是到中越边境去采访, 采访的是参加中越边境战争的那些排长们,就是军校培养出来的排长们. 那么排长当时跟我讲了很多话, 就是他怎么在军校受训, 他怎么和妈妈告别, 怎么到了战场上,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其实, 从战争学习战争是很容易的, 五公尺外面就在打炮, 我就在猫耳洞里看书. 后来我就说: 那你看什么书呀? 然后问题就出在这本书上, 他实际上真实给我的回答就是, 他说: 我在看《沈丛文选集》. 那我觉得太珍贵了, 我就把这个整个作为一篇杂文, 你知道这个“眼”, 一篇杂文要有“眼”, “眼”就落在这个《沈丛文选集》上, 发表了, 而且编辑也觉得可以, 就发表了. 发表了以后, 最后到了总编室, 就生气了, 就说这样的文章你们怎么可以登.那时候已经是大样都出来了, 那么就把它给挖掉了, 挖掉以后, 那么编辑很麻烦, 他们要找一个同样篇幅的文章放在这儿, 而这篇文章还不一定和别的文章相搭配. 这是我自己经过的,读者是不会看出来的, 因为国民党就把天窗留在那儿, 那么共产党呢, 我经历的这件事就补上了, 补上了后他们就说我, 说你看谁让你写沈丛文选集呢, 你写《毛泽东选集》不是很好吗? 哪怕你写本报编辑的《社会主义原理》不是很好吗? 就不会删了.
那么邓小平在六.四之前,他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改革, 他有平反冤假错案, 他有思想解放运动, 他有他的这一方面. 1992年以后的改革基本上是权力和钱, 和权力中心有关系的人不断的把钱从国库里掏出来, 变成他们自己的, 然后制定的市场规则也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於是那时候的传媒就变成了, 表面上是让大家享乐起来, 看起来花花梢梢, 但实际上是保护这批特权阶层去掏国库. 那么随着后来的改革开放, 随着先是资源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并不是共产党能够全部控制资源了, 有很多资源, 钱是在个人手里和在集体的手里. 第二个就是WTO之后, 一些外国的钱也可以进来了, 於是中国由党全部控制中国传媒的这个局面, 应该是说撤了火了, 撤了柴了, 可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到现在这个变化并没有发生. 今天的状况是共产党觉得起码邓小平有这个开放和改革的政策, 觉得有些领域应该给老百姓, 还给老百姓, 也就是说从一些领域撤出来了. 比如说, 娱乐的领域, 我们现在可以随便歌星影星, 包括他们的私人的事情什么你都可以谈. 然后. 从体育撤出来了, 从某些学术研究, 比如说科学撤出来了, 从一些比较不太重要的新闻, 比如说, 像河南毒死学生, 毒死人的新闻. 共产党控制几天, 共产党做了决定以后, 那么你们就可以报了. 更恶劣一点的, 像江西小学爆炸的事情, 控制的很严密,性但是到最后大家也知道一点. 类似的事情比这还大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 比如说在文革期间, 在云南有一个叫沙甸的回民暴动, 整个一个村子暴动, 然后包围了, 把一个村子剿灭了, 像这种事情完全不许民众知道. 共产党的言论控制从很多领域撤出来了, 但是有几个领域是牢牢控制的, 一个就我刚才说的突发新闻,可报不可报它要控制, 但是比以前好了一些, 不是完全不可以报了. 第二就是历史事件, 那么我们很多人开始写回忆录, 历史事件大家知道了一些, 但是他有规定, 任何涉及到党的领导人的事情, 一定要经过审批, 这个它也还控制着. 第三个是时评和政评, 事实评论和政治评论. 这三点它牢牢的控制着. 所以今天有人会说在大陆有没有言论自由? 有没有新闻自由? 很多人就会说你不能说没有, 你看报纸多繁荣, 但是我就要回到一点,这个自由不是指的我们可以天天家人在一起聊天, 朋友在一起聊天,这个自由. 而是这个自由指的是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就重大的国际民生的问题来发表自己意见自由, 这个自由没有, 今天还没有.
主持人: 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 自创办以来屡遭整顿, 从它的坎坷遭遇我们可以了解到, 中国“新闻自由”的真实情况。
戴晴: 《南方周末》在中国具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 因为现在中国的局面就是整个中国是被三个领域的精英牢牢控制. 一个是政治精英;控制了重大的政治生活,包括外交和军事; 一个是经济精英, 就是他们通过权力转变成他们的财富, 控制了市场包括股票市场;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知识精英, 包括传媒的人员,学术界的文艺界的, 那么他们实际上和前两个就结成了一个真正的特权集团, 就根本就不再代表弱势群体说话, 他们出场的时候, 说话都是代表今天的权力核心的. 那么《南方周末》是另外一种做法. 《南方周末》第一不断的受批评,不断的要给它改组, 然后不断的受大家欢迎, 《南方周末》没有什么订户, 主要都是报摊上去卖, 报摊上大家都买《南方周末》, 那么《南方周末》登的广告, 完全够养它自己的, 还够养一些别的, 那么财经上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 但是从人事上他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最近他又给他做人事改组, 主编副主编又换了, 总之无数的事情, 就是让这张报纸, 很难以原来的面貌, 就是同情弱势群体的面貌, 代表弱势群体发言的面貌再继续下去.
记者: 那么, 现在呢? 您怎么看江泽民统治这段时间?
戴晴: 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是相当黑暗的时候, 甚至於比五十年代的时候还要糟糕, 就是关出版社, 禁书, 然后惩罚从业人员, 还要糟糕一点, 就是面更大, 但是他是维持不了的, 因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在发生变化. 新闻从业人员, 一方面受到了传统的制约, 就是他们还是党的喉舌, 另一方面他们也睁开了眼睛, 知道自己实际上担负了太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实际上代表一个社会良知, 我代表弱势群体, 如果没有人代表社会良知和弱势群体, 你这个国家一定会出问题的, 噢, 让你们掏空了, 资源让你们毁光了, 是一定要出问题的, 所以也有人在努力, 这样的人, 非常遗憾的, 在八十年代很多很好, 到了九十年代越来越少, 到了像《南方周末》, 还有《大河报》, 还有被关掉的《东方》, 曾经有过的《珠海文化报》, 这些人已经一个接一个的夭折, 但好就好在没有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 他们还在中国生活着, 有一天气候合适了, 他们还会做出好报纸来.
主持人: 1993年12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经社委员会的提议, 把每年5月3日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其目的是促进和捍卫世界的新闻自由. 在这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被告知,言论自由权被侵犯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新闻工作者因为提供每日新闻而遭遇暴力, 恐吓, 监禁, 甚至死亡。在这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被提醒,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新闻自由都是透明度、责任感、廉政和法治的基础，是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是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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