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革命做一个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这个境外颠覆势力的直接策划、操纵、命令和指挥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共产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
　　第二、中国共产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产革命为榜样，后期则是打着共产革命旗号的，具有鲜明暴民运动特征的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
　　第三、中国共产革命的对象，非但不是专制统治和君主王朝，却是推倒了专制王朝、结束了君主制度，正在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进行着殊死较量，并艰难地推进着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中华民国。
　　第四、中共建党以来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参加”、诱逼和破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对北伐、破坏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发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四是在国难当头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历史岁月里，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扩张和真卖国。五是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后，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处心积虑地反对民主化进程，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打赢了那一场意在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六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专制复辟政权，为中华民族制造了空前的灾难。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我们“要彻底否定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用它自己七十余年“名为革命实为反动和血腥的历史”，彻底地否定了它自己。虽然，有一些人对共产党总是保留着一丝温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们都不难看到这一丝温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和利害关系；有的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历史缺少最起码的了解；有的虽然对专权时代的共产党充满否定之情，却对共产党这个胜利者所编造的辉煌历史早已深信不疑，轻易难以动摇；有的仅仅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是一九四九年的失败者，因而总想在失败者那里找到共产党多少有些正确的证据……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最能够蒙蔽人的，还是他们高举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因为这一面旗帜太美好，也太能够欺骗人。但是，我们只需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检测和衡量一下共产党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贡献”，我们就不能不彻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为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发展中，我们只能以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爱国还是卖国的标准，来对它作出究竟是应该肯定或是应该否定的结论。因为我们无法用不同的标准来臧否中国共产党。因为所有的政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个人，在历史发展的法则面前，都只能被一视同仁。虽然这对于那些对中共情有独钟者，乃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样有必要指出的是，对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并不等于对共产党人的全部否定。因为，如导论所述，一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或曰仅仅作为一个空想，并没有错，错的是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手段；二是传统农民革命虽然只能导致“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这样一个政治结果，但农民革命本身却应该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造反和反动。许多人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而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了那一场旨在打江山的共产革命和农民战争，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将共产革命和农民造反的一般参加者，与听命苏俄、阴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甚至叛卖祖国利益的中共领袖们加以区别；将决策假抗战、不抗战和日蒋火并之卖国路线的中共领袖，和为中共所骗，以为中共才是真抗战而积极参加共产党者加以区别；将在这场专制复辟的血腥历程中已经和正在觉悟者，与为了维护到手的专制权力而继续甘当刽子手的冥顽不化者加以区别；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于进一步认清中共的历史罪行和避免变革期的混乱与流血局面，非但极为重要，并且有益而无害。因为我们仍然希望绝大多数的中共党人，还是回过头来做中华的儿女，而不要继续去做马列的子孙。因为口口声声要向马克思报到的中共党人们，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早就不信马列了。历史需要我们有如此的认识，历史也要求我们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