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假谈真打与中共利用美国又反对美国

　　首先，如前所说，中共参预“和谈”，从来都是假谈。但是，中共确实又参加过“和谈”，更参预了美国领衔的和平调停工作。但它的前提，一是在它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之时，如它还没有在东北立住脚的时候。二是在战况对它不利，如它在张家口吃了败仗时。它与国民政府的谈判，基于此；它接受美国的调停，同样基于此。所以，在美国派遣马歇尔来中国调停有利于它时，它便使用阴阳两谋，明谈暗打，敷衍美国和利用美国；而在美国调停不利于它时，它就根据自己发动内战的需要，反对美国和咒骂美国，甚至不惜制造事端来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以踢开它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的绊脚石。因为“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苏联的敌人，也就是共产革命和中共的敌人。虽然中共并不轻视美国对中共的“好感和无知”，甚至大大地利用了这一“好感和无知”。
　　由是，就中共利用美国而言，正处于战况不利的中共，为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乃利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由美国、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所达成的第一个停战令，既在停战前大肆扩张，又在停战令发布的当天，于各地发动攻势，在山东进攻韩庄，枣庄、利国驿、临城等八地，在河南进攻汲县、修武、经扶等六地，在江苏进攻泰县、姜堰等五地，在山西进攻榆次、汾阳、曲沃等地。其中被占领者达十二处之多。此其一。¹⁵
　　其二、中共在抢了停战的便宜之后，因军调处四处检查停战实况而被迫停战。但是，鉴于巩固东北内战根据地的重要，中共又于马歇尔归国述职之后，于东北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于三月二十日攻陷四平街，四月十八日攻陷长春，四月二十三日攻陷齐齐哈尔，四月二十五日攻陷哈尔滨。中共利用停战令第二次讨得了便宜。
　　其三、由于中共单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在东北大肆进攻，造成了停战令的名存实亡，为解决东北问题，中华民国政府决派孙立人率军北上，并于五月三日收复本溪，五月十九日收复四平街，五月二十三日收复长春，五月二十八日收复永吉。就在中共于东北的战况复又不利之时，马歇尔因中国内战重开而回到了中国。中共代表周恩来遂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停战，并以“如不停战中共即展开全面攻势”为条件，对马歇尔进行威胁。
　　其四、在马歇尔的努力和政府军的配合下，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第二次停战令下达，规定两军自六月七日中午十二时起就地停战至二十二日中午，旋又延长至三十日中午。但在停战令下达三小时后，即七日下午三时，东北中共军队又分兵四路向政府军进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赖昭，一向五棵树，一向乌拉。政府军为遵守停战令未作抵抗并退守松花江以西。在关内，中共军队则于六月九日及十九日于河南堰城、修武两地，阴谋击杀了军调小组的雷奋强少校与郭子祺少校。
　　由于中共不遵守停战协定，并利用停战的契机发动大举攻势，直至公然击杀军调小组的政府方面成员，因此，马歇尔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两军恢复六月七日正午状态”，并要追究两少校被击杀的责任。自此，因中共一方面感到马歇尔的调停已经成为它发动内战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又因为东北内战根据地已经基本巩固，毛泽东已经决策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所以，再接受和参预美国的调停，将会对中共打内战抢天下的行径产生严重妨碍。由是，中共乃决定反对美国调停，并决心利用战后国人对美国驻军的反感，阴谋发动反美运动，以杜绝美国再作任何和平调停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军五十三团曹志福部始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召开“反美运动大会”，高呼反对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马歇尔滚回美国去。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袭击路过安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十余人，当场打死美军三人，伤十二人。这就是著名的“安平事件”。事后共军再次袭击塘沽附近美军军火库，美军死五人，伤十六人。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勾引一美军士兵于北平跑马场野合，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奸”，在全中国制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更为中共发动反对美国“支持反动政府打内战”的反美运动，制造了有利的舆论条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进占我国东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离，其间，俄军官兵在东北不知强暴了多少中国女子。然而，当时曾在东北境内“与俄共舞”、更“与俄同谋”的中共及其军队，却为何不为我国东北众多惨遭苏军强暴的同胞女子鸣冤叫屈和伸张正义呢？甚至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中共对此有所觉悟和有所忏悔。
　　这一场由中共阴谋发动的反美运动，终于造成了美国调停的失败，亦终于造成了中共在内战中的大打出手和大获全胜，更造成了中国大陆人民在中共的欺骗、驱使和强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余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国，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需要中国来对抗苏联，因而赴北京朝拜那个残暴的农民造反领袖毛泽东之时，方才告一段落。

第二、毛泽东的两条战线﹕发动军队“打内战”与策动学潮“反内战”

　　中共虽然在日本投降当天就已经藉争夺受降权发动了内战，但直至他们在内战中获胜，竟自始自终地在“国统区”坚持策动不知真相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内战”。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对上海局的指示中，就已经交待任务说﹕“要保存力量，以便将来进行民主运动。”中共党人张执一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亦说﹕“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之后，一方面继续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作隐蔽精干、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导蒋管区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美帝的斗争。”¹⁶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并不是“蒋管区”人民在“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而是中共为了打赢内战才要发动“蒋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并且绝不敢发动“毛管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相反，而是强迫他们必须参加或支持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当中共在内战中战况不利时，中共上海局就在中共中央上述指示下，策动和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和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个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和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¹⁷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曾在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对党内指示中，一方面指示说，“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要再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对发动内战和狠打内战供认不讳；另一方面毛又指示说，“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而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其重心就是策动和发动群众“反内战”。因为，就在双十协定刚刚签订、毛泽东刚刚回到延安就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全面进攻的命令时，中共又同时命令它的地下党策动和策划了一九四五年年底的昆明学生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反内战与要和平”。嗣后的一二一学生反内战运动乃是这场运动的高潮。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即﹕“一二一运动，就是为开辟这条战线而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和点燃的第一堆烈火。”¹⁸ 此后自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由蓄意策划沈崇事件所发动起来的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则在“性质、规模、影响和作用方面与历次学生运动相比，不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蒋斗争中，仅次于人民解放军”。¹⁹ 至于一九四七年由中共一手策划和领导的“红五月”学生运动，因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特别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学生运动，又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了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小型的分散的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的斗争”，从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新起点”。²⁰
　　诚然，这些“学生运动”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和有黑手的。借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它都是在党中央、上海局的指导之下，由中共南京市委具体领导的”。更有党史专家们说，“它们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²¹
　　诚然，这样的学生运动自然使中共兴奋不已。因为，后来曾用机关枪和坦克车来屠杀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共，在那个时候却把有背景、有组织、有计划、有阴谋和真正“有黑手”的“反内战”学生运动，当作了他们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的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就曾指示说﹕“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更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中称﹕“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对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页的注释，则这样地评述道﹕“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对中共发动内战的“第二条战线”的作用，兴奋地评价说﹕“一是从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二是从军事上间接配合了第一条战线作战。三是从组织上为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骨干。四是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战役的军事斗争。”²²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领袖们编剧导演，和由单纯的青年学生们上演的“第二条战线”，就是这样地为中共发动内战和打内战，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马功劳。一九八九年当中共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在北京屠城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着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
　　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指学生运动是他的“第二条战线”，其实是谦虚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学生运动只是他的“第三条战线”。因为国统区学生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们。而这些地下工作者们的“工作”，才是真正的“第二条战线”。这个真正的“第二条战线”，既是学生运动的“黑手”，又是群众运动的“黑手”，特别是中共第四条战线——“民主党派”战线的“黑手”。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主党派中还有少数共产党人。在他们之中，一种人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民主党派，从事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主党派中的先进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是早年曾参加中共、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中共而转入了民主党派、后来又恢复了中共党籍者”。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一语便道破了当代中国大陆“民主党派”们的来历和本相，道出了为什么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死的时候一定要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原因，²³ 道出了他们当年是怎样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身份，为中共发动那一场内战尽力和卖命的实情，道出了他们为何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共表演民主的根本缘由。

第三、决策运动战及人海战术以打内战，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一、毛泽东决策运动仗战略和人海战术以打内战
　　本卷第三、四两章，曾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坚决反对中共军队对日本侵略者“打运动战、打大仗和打硬仗”的历史事实。但是，“养在深山人难识”的中共军队却必须长期接受运动战的训练，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即当中共已经自称拥有五十万大军之后。这个秘密终于在抗战胜利之夜才被突然地揭开了。因为一直养在深山的中共军队，从借争夺受降权以发动内战之时起，即开始打起了他们在中国人民抗战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的运动战和大仗。毛泽东终于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的指示，甚至是一再地和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那些正在打内战和正在准备打内战的军队，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虽然，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不曾对他的军队说过一次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日寇”。对此，只需稍稍“学习”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部分），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²⁴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又对根据他的指示，正在用运动战大打内战的军队，进一步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这个建立在运动仗战略基础上的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作战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一个团）。”（按﹕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从来没有主动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过日寇的一个班，更不用说是一个团、一个旅。）²⁵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他的军队已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了政府军二十五个旅之后，又进一步指示﹕“必须在今后一个时期，再歼灭敌人的二十五个旅。”毛甚至更加强调地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²⁶ （按﹕八年抗战中，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命令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学会此种方法以抗日杀敌。）
　　然而，毛泽东所谓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仗战略战术，说穿了便是人海战术。特别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所指示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用六倍、五倍、四倍、至少是三倍以上的兵力”以执行他的作战方法的指示，其实质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中共著名的三大战役就用的是这一残酷的战略和战术。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早已证明了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残酷战略战术，实际上乃是最原始、最野蛮和最不人道的战略战术，早已为现代战争所不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纂写的《雪白血红》一书，不仅将这种残酷的作战方法予以了最早的揭露，而且将这种极端灭绝人性的作战方法，所造成的对普通人民性命的残害，予以了最为惊人的揭穿。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在中国大陆，随着历史反思的迅速、广泛和深入，不论中共采取怎样的禁锢，上述惊心动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和渠道重见天日。

二、中共利用土改以发动农民参加内战
　　诚然，毛泽东的人海战术是要以人命来作成他胜利的基础的。然而，人命何来？答曰﹕从农村中来。因为，毛泽东早就将他的革命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了。虽然历史并非如共产党所表达的那样，它的“革命”从来就得到了中国农民的最积极支持和最广泛参加，但是，中共一手高举着西方的“均贫贱、等富贵”思想，一手又采取了“实行分田分地”的传统欺骗策略，因而才获得了农民、特别是农村中流氓无产者的支持。由是，毛泽东旨在打天下的农民战争，便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广大兵源。
　　于是，为了打内战，为了打运动战和打大仗，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才在内战已经开打和刚刚大打的时候，不仅曾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过“五四指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并且一再地命令和告诫他的党人和军队说﹕“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都要坚决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²⁷
　　同时，为了打赢这一场内战，毛泽东还一改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德性”，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就曾明确指示说﹕“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²⁹ 由是，毛泽东既解决了发动农民战争打内战的兵源问题，又解决了地主富农对中共发动内战“必然要进行破坏”的问题，中共意在打江山的这一场农民战争，也就胜券在握了。然而，参加了和支持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中国农民，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内战才“欣遇”过中共“缓和态度”的地主富农们，命运又将如何呢？前者以其成为共产农奴和被饿死数千万人命的历史命运，作了最为痛切的回答；后者则于转瞬之间便被镇压了二百余万的历史惨剧，为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全面复辟和建立专制极权统治，而作成了最早的一批惨死者和牺牲品。

第四、为打赢内战不惜出卖祖国权益以争取俄援

　　中共的发动内战和大打内战虽然获得了苏军的阴谋配合和物资援助，但苏俄所援助的军用物资，毕竟是以东北的矿山、工厂、大量的工业设备和器材，即我国东北的原有资产、资源和日本战败前在东北的二十亿美圆投资作为交换代价的。后来，当中共的内战状况不利时，或中共内战眼看就要胜券在握时，中共或是为扭转战局，或是为了争取内战的早日胜利，便以满足苏联对我国国土的野心和对我国资源的贪心，而出卖祖国的权益和东北的资源，以争取苏联的继续支持。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斯诺夫、高尔金、哈尔更、巴布诺夫曾就军事援助中共一事，于哈尔滨签订了《哈尔滨协定》。
　　中共获得的主要援助，一是苏联允诺在外交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二是苏联承诺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五十架。三是苏联承诺将收缴的日军武器分两期全部给予中共。四是苏联承诺将现在东北由苏俄控制之弹药及军用物资全部平价售予中共。五是苏联同意中共红军在东北局势紧张时可取道北韩退入俄境。六是国民党军队一旦发动对东北两栖登陆攻势时，苏联军队愿意秘密协助中共军队作战。七是苏联允许中共红军在北韩建立空军训练站。八是苏联愿意协助中共夺取对新疆的控制权等。由是，中共获得了足可以装备五十万军队的武器，林彪在黑龙江训练的四十万新军，以及原三十万汉奸军队和八千侵华日军，其主要武器便是从苏联所得。
　　中共出卖祖国权利和资源的主要条款，一是中共承诺苏联对我国东北陆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权益。二是中共应对苏联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军在中国行动之情报。三是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绵花、大豆及其它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联。中共允诺中国辽宁、安东等省特别规定区域，划归北韩军队驻扎，并在将来适当时期并入朝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协定》。在该协定的主要条款中，中共所出卖的祖国权益和资源，一是苏联有优先开采中国境内矿产的权力。二是苏联有权在中国东北和新疆驻扎军队。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军队应依靠苏联军队作战。四是苏联可将远东情报局设于中国。五是如果欧洲爆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中共应派遣远征军十万人及劳工二百万人支援苏联参战。
　　中共所得到的，一是苏联承担建立苏联与中共联合的空军力量。二是苏联允诺尽速装备并训练中共军队十一个师。三是苏联在条约签订后即将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援助它的一百零三亿美圆武器的三分之一运入东北。
　　由是，中共开始有了整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由是，中共才绝不是小米加步枪便打垮了的它的敌人，而是以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并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号下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显然，应该作为对比的是，一方面，中共是在对祖国资源和权力的不断出卖和苏联的不断支援下打赢了这一场内战。另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却在美国一再削减援助直至停止援助的情形下，打败了这一场内战。这便是所谓美、苏要共同“制止”中国内战的经过和结果。

第五、中共数度“挖心战术”的重大历史效应

　　中共建党后曾四度打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两度公开两度隐蔽。第一度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俄党的附庸，在苏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国国民党，公开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窃据了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许多高级职位，把持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部分各级地方组织。这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第一度“挖心战术”。第一度挖心战术实为后来中共再度进行挖心，奠于了关系和思想的重要基础。第二度是在国民党清党和苏俄在中国直接领导的共产革命失败后。基于一度打入国民党所留下的关系和影响，中共曾采取不断渗透和潜入地下的办法，打进甚至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门，尤其是特工部门，从而为中共发动武装暴动，即在苏俄的命令下发动武装叛乱，特别是为保护中共地下组织及其领袖人物，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在中共的第二度“挖心战术”中，中共有所谓地下工作的“前三杰”，即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还有他们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曾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担任主任徐于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直至负责人事和中央调查科各地组织的建立。同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还有胡北风。由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所有机密全为钱、胡所掌握。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就由钱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钱壮飞曾受命赴东北调查东北军事，钱即与陈赓、胡北风组成三人小组，表面上由钱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于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是时，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从而使得中共中央各重要机关和主要负责人及周恩来本人，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悲剧”。³⁰ 彼时，还有一个原来既亲共又亲国民党的人物杨登羸。杨在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时，曾为中共所左右，因而为中共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其中特别是中共的重要人物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因他的保护而安全脱险。而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中共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于此期间，极为突出者是地下党员刘鼎，因宋庆龄的介绍而被送到张学良的身边，从此为策反东北军、特别是策动西安事变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即表扬他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³¹
　　第三度是在抗战时期。在本时期内，中共重新开始合法地进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布下了重重关系，并在毛泽东的一再指示和周恩来的长期布置下，“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毛泽东语）。当毛泽东在延安大抓国民党特务，几乎将延安变成了一座恐怖血腥之地时，在后方，即在被共产党称之为“国统区”的重庆等地，成千上万有身份和无身份的中共地下党人，却始终地活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和场所，并在根本不用担心蒋介石和国民党会发动“抓特务运动”的安全条件下，为共产党进行“挖心”。工商学政各界风云人物中的亲共人物，如阎宝航（阎明复之父）等人的家，就是中共在重庆的联络中心。国民党上将胡宗南的亲信随从和机要秘书熊向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被周恩来秘密安插到了胡的身边。³² 一大批朝附夕叛的前地方军阀亦大多数在共产党那里留下了后路。更有许多少不更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人物的公子小姐，亦因共产主义理想的巨大诱惑而被秘密地拉进了共产党内，或很快就成了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进步青年”。这一次长达八年的“挖心”，实为嗣后中共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为促使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暗结了一条特殊的并且是有决定意义的“战线”。
　　第四度即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共于前三度已经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而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由是，当政府军被调动的军队连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了必胜的作战计划。所以，“解放”后，毛泽东才会表扬刘斐是解放战争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因能将胡宗南大军决策进攻延安的计划，准时地通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进延安时，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为此，周恩来曾经欣然地说道﹕“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³³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长的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李克农诞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时，曾坦白地承认﹕“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顺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层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及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这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因它早在抗战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被不抗战而有充分时间从事“挖心”的中共将它布置妥贴，所以，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一旦陷于窘境时，政府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由是而终于造成中华民国在内战中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
　　最后，似乎仍然值得一提的是，除掉苏俄的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日本的侵略以外，实际上，也正因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具有民主理念和性质的政党，中华民国政府治理下的中国社会又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和相当自由的社会，所以，才会为境外颠覆势力的思想入侵和直接指使，中共的阴谋运作和公然造反，提供了太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

兼 问    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中共已经打赢那一场内战，就要粉墨登场，在北平建政、建国之时，为了再一次获得苏联的支持，刘少奇曾率领中共代表团郑重地访问了苏联，恭敬地拜谒了共产沙皇斯大林，倾心地表示了他们将在国际社会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决心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斯大林对于中共的朝拜，自是满心欣然。兴奋之余，竟对刘少奇说﹕“胜利者都是正确的，你们胜利了，你们就是正确的……”
　　然而，当真“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吗？”反之失败者便都是错误的了？如果是，则一个彬彬有礼的书生被一伙小流氓打倒在地，一架飞机为劫匪所持，则胜利的小流氓和劫匪便必定是正确的了？如果是，凡弱国之败，弱民之亡，便一定是、和全部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了？如果是，则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发展，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进步，便不能有失败和曲折了？若有之，便一定是、和全部是错在自身了？
　　相反的是，长江大河的奔流，人类历史的进步，各民族、国家、地区的发展，竟大多要历尽曲折和艰辛，甚至要历经反复失败和倒退的命运，才会达到它们最后成功的境界。反之，新沙皇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名义之下，靠阴谋和杀戮才获得夺权成功的历史；毛泽东、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波尔布特等等历史上鲜有的独夫民贼，同样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做尽坏事以获得成功的事实——恰恰证明，它们的成功，非但不是“正确”的一个结果，却是邪恶战胜正义的一种“倒退”。因此，侈谈“胜利者都是正确的”，无非是一个不正确者在为自己的“胜利”乔装打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