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威权总统恢复训政 —— 保证了台湾的政治稳定与和平发展

  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诚然是那一场大规模内战的失败者,是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国那一场历史性悲剧的主角。但是,蒋介石作为曾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保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中华民国领袖,他虽然不象中外历史上一些幸运的和不幸的英雄们那样,既因其卓越的功勋而获得了纯洁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败而只能走上亡国甚至是亡命之途。作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专制的残酷力量,而没有象罗伯斯庇尔那样,被阴谋叛变者和阴谋复辟者送上断头台;作为一个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独裁者所指骂的“独裁者”,他因在实际上远远没有做成一个革命的独裁者,亦没有在死后如同克伦威尔那样,被复辟王朝开棺戮尸,或如拿破仑那样被终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岛上;作为一位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既领导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败的历史人物,他既无拿破仑敢于称帝的革命君主式胆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家的纯洁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坚定性,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拥有的坚韧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剧英雄的美学意义。而他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在台湾作为威权总统的魅力之所在。
  诚然,他在那一场内战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然而他却在失败之后,凭着他个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够死处求生,又能够“苦撑发展”,并终于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与他自己一生对于民主建国的追求,实现在台湾岛上。不仅为全岛的人民带去了进步和繁荣,而且使中国大陆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仅引导中国大陆人民纠正了“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历史性错失,又为中国大陆人民对于民主的万难追求,提供了由历史反思而得来的巨大力量。同时亦为他个人 —— 一个伟大的悲剧式的历史人物,争取到了被再认识、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历史条件。今日中国大陆社会所普遍存在和迅速发展着的“恋蒋情结”,固然是因为有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独夫民贼毛泽东做了他的陪衬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历史魅力和历史功绩,则中国大陆人民也就不会在痛苦、并且是深沉的历史反思过程中,予他这个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认识、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冠以独裁罪名的蒋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独裁,唯其没有大胆地进行过充分的训政,即特定历史阶段上的“良性独裁”,才为一九四九年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逆转,埋下了失败的先机。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但是,正是这个遗憾,却使他在退守台湾之后,才决心为保卫台湾的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甘冒“独裁”之骂名而不讳。
  然而,他甘冒骂名的“独裁”统治,在形式上既是为保护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威权统治;在性质上,则更是为保卫台湾安宁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持续训政。具体言之:第一、以其个人的威权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数惊的台湾,于宪政体制之内恢复训政,以及他个人的领袖地位。由是而果断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变阴谋和叛乱事件,保卫了台湾的安宁。 再不似在中国大陆那样,对于旧军阀的叛乱和共产党的叛国姑息养奸。
  第二、以其个人的威权于思想、文化领域取缔宣传共产主义的自由,严禁为共产党张目。在言论、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对凡是散布共产革命思想,或借所谓民主思想来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思想行为,予以明确的限制,以彻底杜绝中共企图制造台湾内乱以一举颠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个人的威权来制止对台湾安全与发展有害的种种过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过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办。不再象大陆时期那样一再地姑息和迁就。以使得极少数虽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欲膨胀、直至有明确输共之心的知识分子,不再拥有蛊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个人的威权保证正确方针政策的决行和贯彻。诸如当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对时,盖因他的威权坚持,而使之顺利达成;当十大建设横遭物议之时,亦因他的威权坚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个人威权,在选择他自身的接班人时,面对种种舆论,虽经内心冲突,终能决意“内举不避亲”,以蒋经国续其重任。历史已经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05
  第六,以其个人威权,使台湾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岁月里处变而不惊,循序而发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者相继与中共建交,甚至言欢,以至台岛飘摇、人心惧祸之时,盖因他的威权,才使得“庄敬而自强,处变而不惊;忍一时之痛,谋经济之独立”的精神贯遍全岛。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当他辞世时,岛上人人悲从中来,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与毛泽东的中国大陆所完全不同的中国台湾,一个已经和正在走向繁荣和昌盛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无庸讳言的是,正是蒋介石和他的威权,才为保证台湾政治安定与和平发展带来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险系数。反之如若没有这样一个威权总统,则台湾岂只不会有今日的进步和繁荣,甚至连其存亡也难有定数了。因为连李登辉总统也不能不承认:“今天,我们所缔造的发展成就,是建立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先总统蒋公的保卫台湾,以及经国先生的政经发展基础之上。”(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笔者亦曾在台湾问过一个反蒋的学人:“如果蒋先生于四九年败守台湾之后,便立即象今日的李登辉先生这样,实现全面的民主政治,则阁下认为台湾的命运又将若何?”这位学者乃不暇思索地对我说:“台湾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须指出的是,今天,被台湾的某些朋友指责为“白色恐怖”的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确有可能存在着少数“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说,却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威权统治,才使得他们能够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的道路,或曰为台湾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荣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基础。如果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谁就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谁如果只是对蒋介石威权统治时代所出现过的缺失和错误,和当时为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而不得不实行的“限制”,充满怨怼和仇恨之心,谁就等于在实际上不承认“安全”在那个时代对于台湾的特别重要性,谁就是根本不承认当时的台湾唯有安全才能发展,谁就是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专制,什么叫做独裁,什么才叫做“白色恐怖”,谁就更不懂得他们自己所说的“宁静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良性独裁,在台湾即所谓持续训政,并非是把训政当作目的,而仅仅是要把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或一人独裁,只当作建立、保卫和巩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并随着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稳固,而必须逐渐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论上而言,它无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后,面临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之时,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权所必须采取的革命手段。这才是训政的本质。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证民主秩序得以最后的确认和确立。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不曾存在,则刚刚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极有可能有创而覆之的危险。近现代各国凡爆发过民主革命的国家,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足以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而蒋介石作为一个成功者却遭遇了失败,又作为一个失败者却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于北伐成功之后,曾为了体现民主,害怕被指为独裁,而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保卫民主的“独裁权力”。在他失败退守台湾之后,盖因他“前事之师,后事不忘”,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实行威权统治或曰良性独裁,便很难不再重蹈失败的复辙。由是他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威权的独裁统治”,从而保证了台湾的和平与发展,更在中国历史上,首造了“身在边陲,却不仅有能力对夺取了中原的统治者予以持续的对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进步与繁荣,而傲然于中原的专制统治者”这样一个史所未有的先例。这在他个人,无疑既是教训,又是经验;既为所失,又为所得。在历史,则因此而发展成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实在不能等闲而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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