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荡平新旧军阀叛乱为“护法”的继续，则围剿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便不仅具有护法的意义，而且具有“护国”的巨大意义了。
　　历史的事实是，未及武汉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变；及至武汉分共已成事实，仅仅半个月以后，中共就在第三国际派来的罗明拉兹和纽曼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下卷）。八一南昌背叛虽以失败为告终，但从此中共即在苏俄的指使、策划、甚至是直接参与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乱的高潮。依照中共总是由后来的领袖全盘否定前面领袖的“规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计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倾冒险主义”。而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则自始自终地于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煽动农民造反，实行武装割据，直到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叠遭失败、无以为继之时，中共才在苏俄的同意下，将“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南中国落后闭塞的乡村，从而完成了由发动俄式共产革命向煽动传统农民造反的全面过渡。特别是在苏俄借我国收回中东路主权（参见下卷第三章），而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举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发动武装暴动，志在里应外合，从连续的公开叛乱走向了持续的公然叛国。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已经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中共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蓄意制造两个中国，而且再一次公开宣称“武装保卫苏联”，从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国高潮。至于中共在由城市暴动转向农村造反的过程中，为坚决执行苏俄为其制定的“烧杀”政策，而造成的惨绝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触目而惊心（参见下卷第二章）。¹⁴ 显然，刚刚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进行民主建国的中华民国，面对着有外敌指挥的中国望岱农民叛乱，惟有征剿，别无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战行将胜利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已经在他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称：“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虏掠的罪行，而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斩。”¹⁵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党人和国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¹⁶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蒋介石又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人民书”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宁。”
　　当事实已经证明，中共的叛乱不仅外从苏俄，而且内结军阀，复乘日本的阴谋侵我，以相互勾结、互相呼应之时，¹⁷ 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议。……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同时，蒋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叛逆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¹⁸ 对此，蒋本人乃宣言曰：“必期于最短时间，剿灭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不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了。”¹⁹
　　为剿匪，蒋介石还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举办了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亲任团长，亲纂“剿匪手本”，亲赴训练团讲演，并对中共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本质，及其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害，予以深刻的揭示与阐述。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曾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发表《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之演讲。他说：“现在我们要消灭赤匪，抵御倭寇，……因为土匪不仅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仪廉耻，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准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民族的主义，必须杜绝悖尽。”²⁰
　　今日，当中国大陆人民在历经了中共数十年“非人伦、不道德”的统治之后，再来重温蒋介石先生的话，又怎能不长歌当哭、痛定而思痛？
　　显然，庐山军官训令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与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级别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²¹ 曾为桂系三大头目之一，并曾参加过桂系叛乱的黄绍悖，亦在他的回忆中说：“……庐山训练团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恳切训导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镛，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畋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弥泯灭。同时，更积极地造成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暂，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救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²²
　　对于剿匪与抗日的关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说，蒋曾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的国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剿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倭寇，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²³
　　由是，蒋曾一再激励政府军将士为抗敌救国而坚决剿匪的决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即于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将士电称：“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尽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必陷进退两难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冻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功。”²⁴
　　彼时，由于苏俄利用它在华的外交机构作为中共叛乱的巢穴，中华民国政府乃于中共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宣布与苏俄断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更在《中国革命与日本》一文中为与苏俄断交作了如下的说明：“……不幸，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进行中，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能认清国民革命的目的……苏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来代替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假手于第三国际，指使中国共产党来破坏中国国民党；并且公然利用苏俄官吏（领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坏国民革命、危害中国民族的举动。……本党至此，为维护革命目的计，不能不与之断绝关系。由此可知，本党昔年联俄，是为着革命而联俄；更可知，今日绝俄，亦是为着革命而绝俄的。”²⁵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发动了对中共江西匪区的五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第三次蒋亲赴南昌，虽成功在望，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转即回京处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围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口，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第五次则因外患暂停，并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举歼灭中共二十万人。其数万残余为能在危急时逃入俄境，乃辗转逃抵陕北，几濒绝路（参见下卷第三章第一节）。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蒋曾为剿灭中共之窜匪流寇而电令驻守西北的张学良部称：“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下万人，仅毛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军团，亦留于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消灭，望即令朱、于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驻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
　　但是，虽已易帜归顺中华民国，却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日”阴谋（参见下卷第三章），于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竟使中华民国“八年剿匪之功，功亏一篑”，更陷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惨祸于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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