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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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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12/07/2015 09:36:47
文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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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文集

【按】今年以来中共频频动用行政手段向敢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施加压力。李慎之、茅于轼、刘军宁、樊纲等均被点名批判。李慎之被社会科学院派员调查其一度在北京文化界、政界近来广泛流传的《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调查人员调查文章是如何在网上发表的。李先生已是望八之年,家中既无电脑,也不会上网,调查不了了之。但连出版他和何家东论文合集《中国的道路》的南方日报出版社也吃了黄牌。李慎之先生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邓小平外交顾问、赵紫阳外交助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是德高望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是在1999年「国庆」之后写成《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

这里收集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民主和小民主》,《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及相关报道《李慎之:政治改革,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甚么不行?》,《良心不泯天理声 ——李慎之谈中国哲学的复兴点》。

中国文化风雨苍黄五十年

李慎之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是当时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三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像是上城楼了。其余的人就由我们陪著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参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年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说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脑子里不断重覆「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三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当时绝对想像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三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竿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著打扑克。人家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烟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覆,不知有几个人曾经预见到。

现在是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国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角H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未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激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帅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囗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而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时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开始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销声匿迹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甚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

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著这次五十周年的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有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曾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导」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有谎言,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么能进行改革呢?

日本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抚恤受难者,这样不但可以收拾全国人心,给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他们竟视若无睹,轻轻放过。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党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却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是事与愿违。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80年前提出的"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囗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论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者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三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

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囗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呢?」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

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的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甚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甚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两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甚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激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圣之时者也」。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民主和小民主

李慎之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第313页载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
  他们要搞的“大民主” 就是采用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 学西方的
  “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
  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
  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我要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个在当年虽然不算秘密而现在却鲜为人知的事实:讲这个“主张要大民主”的话的人就是我。说是“几个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当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一个是我的上级——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王飞。

  我们这番话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后,毛主席专门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向我们这两个当时接触有关情况最多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讲的。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京解放时起就在我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的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 帮助毛主席看一天几十万字的参考资料, (案:1995年3月1日以后参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开八版改为报纸型。另办刊物型的参考资料,版面无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正是苏共二十大开过半年以后,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其冲击波不断扩大,直到在波兰与匈牙利出现乱局,苏共和中共对如何处理局势也发生了意见分歧的时候。我自己在铺天盖地的外国新闻报道日日夜夜的冲击下,也是忧心忡忡,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太严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七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民主的范例。

  这里需要补叙的是,据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对我讲,自从苏共1956年3月的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 (在那年九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因应之道。仿照苏共的规定,党内的本来只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人,但是,第一、邓拓同志虽然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可是从未涉猎国际问题;第二、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人民日报》到那时在这方面还毫无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每天开会要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不免受到不满与批评。毛主席因此特别提名要吴冷西同志代替邓拓同志列席中央会议。冷西同志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从延安时代起就是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应付自如,而为冷西同志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华社的国际部。今天的新华社有国际部与参编部两个部门,但是历史上两者有过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时期。收集所谓外国资产阶级新闻的选报、翻译、编辑的工作全在我个人的分工范围之内。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 的方针,为了要追求时效,我规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本,上午版64页,中午版24页, 晚上版32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这样“一日三参”、120块十六开的版面,虽然是老五号字,大致算起来每天也要二十三四万字左右。数量是很大的,我虽然做不到字字过目,但是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重要的内容是必须知道的。冷西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前后经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大部分时候就是找我去汇报。与此同时,他也当然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所讲的,在我听来是闻所未闻的话向我吹风,以作为我们搜罗材料翻译上报的依据。

  现在回忆起我当时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的话来说,是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selective eyes或selective ears。毛主席当时讲的话大概是两面都有,但是我只听得进,也只记得住毛主席批评斯大林,批评苏联的话,认为苏联东欧之所以出问题全是因为没有实行民主,而是一味强调专政,终致循着(当时世界上唯一与共产党合作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走向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走向个人专政(即独裁)”的结果。因此当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乱而派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来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我就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 还要制订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 。冷西同志还向我说过“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说“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冷西同志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如此等等,不下几十条,我因此还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就要搞点改良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思想真是南辕北辙。但是当由于我这个有选择性的脑袋居然懵懂到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当然支持我这样想的,不但有冷西同志那里来的“言者无意”的传达也还有别的刺激源,例如,那时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参加一次张闻天同志主持的汇报会,闻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党元老之一,他那时还是政治局委员,至少能参加政治局会议,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讲过“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不要只靠他一个人发展”。就是这些话当时竟使我狂妄到了以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见的是王飞同志和我两个人,他为人远远比我谨慎。在林克来电话说要找我们以后,他还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同志作了一次汇报(这在我本来是认为并无必要的)。谈话开始以后,虽然我们对彼此的意见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话还是我讲的多得多。而“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话又是我讲得忘乎所以时的临时发明。我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我的版权,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原话是说“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还对这两个词儿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了解释。一方面。我感到虽然当时的政治大体上可称清明社会也可算安定,却又痛感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认为这都是从苏联模式学来的,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另一方面,当时正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过,那次调资的过程中,我一方面坚决反对领导上对我个人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无例外地都是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的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者比他还晚参加工作,而现在的级别又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一闹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调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了。我虽然几乎没有在旧社会工作的经验,却硬是断定这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荒唐事。我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治的结果,这就是我所厌恶的小民主,我自以为所见甚是,却不料过不了几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会上对我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而且据冷西同志会后向我讲,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这样,我觉得毛主席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我虽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没有委屈感,因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决不是像斯大林那样会整人的领袖,批评也并不是整人。另外,冷西同志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潮问题。”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的问题,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同志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去又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家就住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同志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情还是并不紧张。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八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完成对阿(富汗) 印(度) 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国去了或者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改”,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急。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是我的功劳。在批斗时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二参”之外出了二十几期的专辑, 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还曾传令嘉奖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宣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一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最权威的。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向下传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但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本就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出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最早说大民主的人。”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有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十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读完之后有一种爽然若失、悔之已晚的感觉,我要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愚蠢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都给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反对资产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

  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明年要实行整风,“预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事实上这次整风也就是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半年前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或者由大民主所建立的制度)的必要的补充, 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点富有“人情味” 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看到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 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 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mass 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 震动世界, 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1968年5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还不算走红,然而在欧美的大学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西方人的心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彻底消灭官僚主义。至于官僚主义能不能彻底消灭,该不该彻底消灭,他们就不考虑了。

  事情已经整过去四十年。我年已七五,行将就木。我个人微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优容宽厚,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运动,我骨头里决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她,到反有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得承认后来也渐渐滋生了怀疑以至反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但是那是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跃进失败,农村到处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论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概要)

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蔽之曰“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有160年了,物质方面有成就,精神上也有收获,但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首长自以为是和下属的曲意逢迎真是随处可见,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大规模的以权谋私正是专制主义存在的明证。

这样的社会不但在精神上与现代社会的标准相差甚远,而且在物质上,在经济上,即使能取得若干进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依靠的是个人有充份的自由,有充份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与法治。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性质,文章引用曾国藩、陈寅恪等多名权威学者的结论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甚至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也有“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的词句,表现了专制主义下的爱国忠君思想。

文章说虽然经过最近一百年的西化,中国没有皇帝了,父母、夫妻关系也有了很大改变,但政治范畴的专制主义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权力不受制约这个三纲之本却没有改变。例如,三十年代初期出生的李慎之上小学时唱的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词是“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孙中山)”;他上中学时学到的一首歌开头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到后来很长一段时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更是家喻户晓。

文章指出,专制主义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支配了中国的政教礼俗。非常特殊的是,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渗透到中国各个层次,例如被清朝和儒家视为异端的太平天国革命实行的也是“万事爷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的专制主义,至于武林、黑道等就不用提了。

文章说,虽然邓小平、李维汉等中共元老在八十年代初期对传统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的毒害有共识,也提出要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馀的影响,但因为专制主义传统太深,不易认识清楚,更不能真的触动,所谓“肃清”,不了了之。

文章说,所谓专制主义包括两个方面:在上的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也就是说专制主义是个合二为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最典型的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

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文章说,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2100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套用马列主义的人类历史五阶段--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未免牵强附会。

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问题,文章指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主流是儒家,但在缔造中国文化传统专制主义方面,法家的作用不亚于儒家。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是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佛教和道家虽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对整个社会的政教礼俗来说,与儒家和法家的作用无法相比,其中印度人所欣赏的“佛法平等”到了中国被专制主义挤得无影无踪。

文章列出中国专制主义的七大特点:

第一是资格特别老,历史比基督教、伊斯兰教都长的多;

第二是具有某种神学品格--不管是流氓地痞还是杀人放火的强盗,一登皇位,就是“奉天承运”、“继天立极”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和圣人;

第三是专制主义人情化,从家人父子出发的三纲六纪,转换到忠君,又转换到“天”,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因此,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是臣民,而中国的老百姓是“子民”--仅仅三十多年前中国民众还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第四是“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第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最高权利集中在皇帝一身,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父母官”还挂在人们嘴上,压在人们心头;所谓“亲民之官”往往是更加专横,更加残暴,到今日而尤甚;。

第六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这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中国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则代不绝书,文化大革命中“全面专政”时期更是达到顶峰;

第七是中国专制主义生命力特别顽强。不说封建王朝时期的二千一百多年,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立即暴露出法西斯独裁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关于支持中国专制主义的力量,文章说,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支持。在计划经济下,全国只有一个老板,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因此近五十年来中国人的普遍软弱、奴性、没人格也不能深责;但至今没有进行反思或忏悔才是耻辱。

专制主义的另一强力支持是民族主义。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甚至加强统治。中国人对于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的观念,同根本没有“自由”和“人权”的观念一样。“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顾大体、识大局”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行为和情操,人们正是在这种高贵的情操中变为奴隶。

中国的专制主义还受到传统哲学的支持。专制主义不仅是儒家和法家所铸造的,也得到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还受到道家和佛教的消极支持。甚至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墨家也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正因为如此,什么外国的好东西到了中国就变味:民主,成了“为民作主”;法治(rule of law),变成了“以法治国”(rule by law)。

文章说,只有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继承发扬。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制度改革和启蒙教育。前一条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有一批人潜下心来,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

文章提出,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文章回顾了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期的争论:共产党当时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开放民主。当时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而共产党的反论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妙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国民党的论点现在成了共产党的论点。

文章说,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

 



政治改革,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甚么不行?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路南的一幢老旧公寓楼里,住著一位令当政者颇不舒服的老人。他就是最近被北京高层点名批评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

  亚洲周刊记者王健民报导,这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加入中共的老党员,目前已离休在家颐养天年。由于数年前中风,行动不便,李慎之过著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这位邓小平当年的外交顾问的脸色显得苍白,透过那副厚厚的眼镜镜片,眼神中散发著忧国忧民的情怀。

  去年,中共建国五十年大庆之后,李慎之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之夜感言》,曾被海内外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广泛传阅,但却引起当局的紧张,到处截查,更被戴上「攻击中共三代领袖」,「否定中共五十年成就」的大帽子。

  对此,李慎之颇觉冤枉,他只承认说过毛泽东是中共数次政治运动的罪魁祸首。他并澄清,那篇文章,「不知道是谁给弄到互联网上去」,他说他没有上网,亦不懂得互联网的操作。

  去年和以前的「帐」却等到今天来算。李慎之这次被指责「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尽管受到中共高层的点名,并在《光明日报》上受到不点名的批判,但李慎之依然不为所动,坚持理念,个人情绪看不出来受到任何影响。

  在那不足十平方米、简陋、拥挤、灯光昏暗的小客厅里,李慎之边啃著生黄瓜边表示,有关部门还没找他的麻烦,生活上好像也没受影响,但他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这些。他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将来的经济改革甚至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速一样,造成惨剧。

  李慎之表示,「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今天已为全世界普遍接受,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

  除了忧国忧民之外,李慎之「忧党」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北京当局在「政治上收紧」已经两年了,「我还等待著中央的觉悟」。他认为,这十年按道理应是政治改革关键的十年,「但中国在政治改革上不但没进步,反而是倒退了一大步。」

  「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但没法解决,反而会越反越多,我敢说今天比昨天多,明天还会比今天多,现在不少党员,入党为了做官,而不是要为老百姓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李慎之批评中国大陆在民主的发展上,不但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落后于印度,「俄国行、印度行,中国为甚么不行?」

  李慎之对中共高层目前的一些做法颇不以为然,「现在连胡耀邦、赵紫阳都不能提」。曾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李慎之认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需要走民主政治的发展之路,而这需要有远大政治眼光和世界视野的领导人,「邓小平就是有这种眼光和视野的领导人」。



 

良心不泯天理声

——李慎之谈中国哲学的复兴点

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发表谈话,称“天理良心”这句话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精义,它可以成为中国哲学复兴与发扬的根据。

李慎之说,中国传统哲学最大的优点是能指导人“做人”,指导人“安身立命”,但是现在中国哲学已成了极少数学者在书斋里“研究”的问题或材料,普通老百姓既不读圣贤之书,也不闻孔孟之教,人们日常生活中简直看不到什么中国传统哲学的痕迹,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实际上已不存在。这是一个很尖锐的质问。但是也有人发现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语言中,还留得有“天理良心”这句话,为人们广泛应用,而这句话,我认为正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精义。

中国哲学的最高的概念本来是“道”,它是宇宙万物发生与灭亡,运动与变化的根本原因。与道并起的还有“理”的概念,如《周易》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但是 “理”长期没有取得如“道”这样至高无上的品格,而是比“道”低一等,如“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子》)到了北宋,程氏兄弟才把理作为最高的范畴,此后,“大理”或者“理”就取得了与道完全相等的品格,而且与上面所说的“道”的两种解释完全打通。

“良心”在中国也是很古老的观念。它起源于孟子,孟子在《尽心·上》中又提出良知与良能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孟子看来,良心也和良知、良能一样是人天然就有的。从这一点来讲,儒家也是讲人的平等的。到了明朝的王阳明,根据孟子的学说提出“致良知”,提倡人们发现、发扬自己的良知,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标准。

“天理良心”这句话应当是在王阳明以后流行的,它确实浓缩地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哲学一向相信“人心通于天心”,或者如王阳明所说“良知即是天理” 。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天人合一”的精髓。良心既然是来自于天理,所以人只要本良心行事,其力量就是来自于天,可以无畏无惧,可以做到“虽千万人吾往矣”。

然后记者提问,为什么一个如李先生所说的讲求平等的文化、哲学,却发展出一个极不平等的“礼”的文化传统呢?

李慎之回答说,“人天生而平等”和“人生而不平等”两个命题从哲学上无法证明或者否证。人类在不同的条件下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各种不同的文化,方式是多种多样而且极其复杂的。我们现在可以相信人类会逐步越来越平等。但是在中国的条件下,我们发展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礼教。在那种礼教下,人是不平等的,但是我可以举出郑板桥对他儿子说的一句话,此(指买来的佣人)亦人子也,须善待之。我觉得这就是在旧礼教之下也不能泯灭的人的平等思想。人类社会在各个地方都有过很不平等的阶段,这和人的动物性有关。

记者又问,“慎独”如先生所讲是中国修养功夫的很高的境界,它的根据也是“天理良心 ”。但近来有学者提出,这是放弃对自由意志的责任,和原罪精神相比,这是一种不彻底的仟悔。对此您怎么看?

李慎之说,近来有人对比中西文化,说西方人的道德靠神的律令,中国人就靠天理良心。有人把前者称做外在超越,把后者称做内在超越。从其社会效果来说,在维护社会道德这一点是一样的。我个人并不反对外在超越。我觉得没有必要制造出一个神来,中国哲学最少迷信的成份,最少神秘的成份,因此作为中国人,我只能选择以良心或良知、良能来作为道德的根据。当然,这只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的,“善未易察,理未易明”,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实际上还要依靠社会采取的制度、法律,甚至科学的知识,甚至可以说要依靠人类全部的知识,甚至是人类全部的知识都永远无法穷尽的。我们今天只能从其最根本处讲,最简明处讲。

李慎之最后说,在今天这个到处都是看到人们见利忘义的时代,实在愿意多听到“天理良心”的声音,看到人们本乎天理良心而发的行为。我相信,只要“天理良心”的概念存在,中国哲学就总会有复兴的一天。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以为”,它丝毫也不能有任何的强求。“天理良心”的价值正在于它要依靠每一个人的完全自觉,然后循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的路子走到全人类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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